摄影好书｜《9/11迪斯科之夜》: 一种叙事的深度（上）

原标题：摄影好书｜《9/11迪斯科之夜》: 一种叙事的深度（上）

李老八，业余摄影爱好者，推荐《9/11 迪斯科之夜》：

“随着最后一缕阳光的消逝，上百朵鲜花铺在Seth Ricketts的新坟上。一辆汽车驶入，载着他的岳父母和三岁的儿子Aiden。外婆拍照的时候，Aiden靠着父亲的墓碑，摆出忍者的姿势。”

Seth Ricketts中士的儿子在父亲的墓碑前。

这是摄影书《9/11 迪斯科之夜》（Disco Night Sep. 11）中的故事切片，作者是美国摄影师彼得·范·阿格特梅尔（Peter van Agtmael），书中讲述了从2006年到2013年，美国政府对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介入。

这个古怪的书名，来自2010年一个舞会大厅外的标语。为了悼念9/11恐怖袭击九周年纪念日，当地舞厅特地举办了一场迪斯科，号召人们“穿上最复古的衣服，尽情摇摆！”[1]这个违和的口号，隐约传递着一个喜忧参半的事实：“战争在集体意识中消失得有多快”[2]。

阿格特梅尔通过这本书，想唤醒公众正在努力遗忘的事情。

舞厅外面的“9/11迪斯科之夜”灯牌

在随军拍摄的过程中，阿格特梅尔与许多人成为了朋友。而战场上的爆炸和枪击，朋友们的不断伤亡，让他变得疲劳不堪。拍摄结束后，他一直在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做斗争，甚至整整六年都“无法在亲密关系上有所发展”[3]。

正如许多退伍的美军，虽然他们平安回到了家，但每天都是无止尽的酗酒、嗑药，或者养宠物打发时间，这样才能短暂地抛下精神负担[1]。

摄影师没有一味地宣泄着个人情感，而是把个体与宏大的时代话题建立联系，阿格特梅尔用188张图片以及大段的文字说明1），叙述了近八年的战争给予个体的身心创伤：人们被战争裹挟着，胶着地迂回往返，时代不由分说的碾压在人们脸上，不给他们回头的时间，人们被压得扁扁的人们，努力发出轻微的鼻息。

前排左侧为参加伊拉克战争的专家James Worster，他死于异丙酚吸食过量。

笔者选取此书，不是因为照片本身的养眼，而是书籍在叙事上的深度。

如果剥离掉语境，个别照片在形式和光影上都不那么精致，夜景照片的噪点在成像质量上，甚至显得业余。摄影师在玛格南的同事，也认为“照片本身不那么有趣，视觉魔法和构图上的花招不过是小把戏”[4]。

但摄影师没有纠结于单张照片的效果，而把心思放在了整体表现上。书的最终呈现，也弥补了图像的缺憾。

在游泳的Bobby Henline，他在战争中遭遇爆炸，全身烧伤率达38%。

作者控制着翻页方式、图片的尺寸和搭配、装帧设计，构建起一种叙事的深度。笔者借由三个问题，试图探讨如何借助“摄影书”的载体，来抵达这种深度：

1 照片展现的事实（fact）不等于真相（truth），如何展现真相的全貌？

2 如果一个重要的事件，在画面上比较普通，怎么补救？

3 从左向右翻页的阅读顺序，带来了线性阅读的乏味，怎样打破这种乏味？

一、用两种对传统新闻摄影的偏离，叙述真相的另一面；

阿格特梅尔的拍摄，偏离了传统新闻摄影的两个点：1 对拍摄标志性画面(iconic image)不太在意；2 放弃了视觉与生产层面的两种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

正如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特威（James Nachtwey）对标志性画面的偏好，它们在头版或者封面中，能迅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并让人理解主题。这种类似政治宣传的图片，不能将读者引入更复杂的回应，几乎是在简化读者的选择权- 只能接受或拒绝图片的信息。[5]

初到伊拉克的阿格特梅尔，周围充斥着爆炸、搜查、埋伏，很容易拍到充满肾上腺素的标志性画面，满足感官的刺激。但他感兴趣的是，“通过大量的照片排列，建立一种感觉与叙事”[2]。

休息中的医疗兵，手边放着女朋友送的玩具，墙上挂着另一位女性的肖像。

相比杀戮本身，阿格特梅尔更想说清楚“是什么让他们杀人，怎么想杀人的，如何有能力杀人的”[6]，所以他很关注士兵的训练，包括战斗策略和应对审判的技巧。毕竟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上了阿富汗战场，而参与二战与越战的比例达到了10%”[7]，普通人很难被遥远的战场触动。

《9/11 迪斯科之夜》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切入士兵的拍摄，拉近了战争与美国民众的距离：在军营中的巡逻与训练，士兵回归正常生活的痛苦，牺牲后的追悼会等等。

训练战斗技巧的士兵

战争的爆炸、枪击、血液喷溅，相对容易生产出暴力美学2）的画面，充满美感的画面能抑制感官的不适，但也潜在着一种美化暴力的风险。不仅仅是拍摄暴力，在展现贫穷、饥荒等话题的时候，许多摄影师也会有审美化的倾向，譬如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Sebastio Salgado）。

英格丽·西西奇（Ingrid Sischy）认为，萨尔加多对贫穷的过分美化会导致一种狭隘性（narrowness），照片中的如画式与审美化，会“美化悲剧”，只能唤起了读者的赞叹，而不是实际行动。它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事物的美学层面上，而忽视它们对当事人的严酷影响，导致了一种局部性阅读。[8]

随后，大卫·列维·施特劳斯（David Levi-Strauss）逐一反击了她的观点，他认为后者的真实意图是：萨尔加多的照片威胁到了审美与政治的边界。[5]

历史学家格兰特·凯斯特（Grant Kester）认为，审美化不等于真实性的实践（authentic practice），充其量只是对后者的补充，后者才是内核。其实凯斯特预设了二者的天然对立，也就是说，艺术形象被改造得越多，或美化得越多，它就变得越不真实或越没有政治价值。[5]

施特劳斯质疑了凯斯特的观点，他认为再现事件时，为了让其他人更明白，一些想象就得在社会和文化两个层面做出转译，这才是所谓的审美化。[5]

“美化悲剧”的语境来自文学艺术领域的新即物性（Neue Sachlichkeit）运动，其反抗的是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但本雅明认为在艺术生产的层面，作品在政治上的抗争才是决定性驱动力，而新即物性把它们转化为舒适的沉思对象，从生产工具转变为消费的商品。[9]

施特劳斯似乎从艺术生产的层面去讨论“审美化”，而不是在英格丽说的形式美层面。显然在施特劳斯看来，萨尔加多的照片并不属于新即物性的范畴，从而英格丽从视觉的审美化推导出“美化悲剧”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9]

远在1937年，德国就有一场关于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辩论，格奥尔格卢卡契（Gyrgy Lukács）、贝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围绕艺术的表现形式展开论述。

阿格特梅尔并没有追随一种视觉上的审美化，也放弃了生产层面的审美化。他的“视觉语言没有坚持某种风格或者美学诉求，而是由从个人经验所决定”[10]，这与他的历史学教育背景有关，他的做事方式也“以事实为导向，善于分析”[10]。

正如一些评论家[10] [11]说《9/11 迪斯科之夜》的照片充满了粗糙感（rawness），这种粗糙或许不是主动的追求，可能是不得已的折衷- 比如人身安全的考虑、各类暴力事件的突发、甚至是摄影师的道德标准，都影响了照片在构图、光线、表情上的呈现。

飞往巴格达的C-130运输机。美军为了避免受到攻击，飞机降落前呈螺旋形急速俯冲

这种粗糙感的照片，仍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在臭名昭著的美军虐囚门（Abu Ghraib）事件中，曝光的照片都是预备役军人拍摄的，成像质量十分低劣。照片的粗糙感剥除了审美化的“糖衣”，让观众产生了剧烈的生理不适，同时倒逼政府着手调查丑闻。

粗糙感的背后，是两种审美化的放弃，阿格特梅尔牢牢抓住自己的生产工具，没有消费或是娱乐化他的对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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