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舞蹈艺术 火种的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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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舞蹈艺术 火种的播布

天山脚下，南海之滨，红军队伍的“舞蹈名星”，延安革命圣地的秧歌运动……到处都燃起新舞蹈艺术的火种。 天山之花——康巴尔汗（女，1922——1994）号称为“新疆第一舞人”。她出生于素有“歌舞海洋”之称的新疆——喀什，这里流传着“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民间谚语，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康巴尔汗从小就显露出舞蹈才华。 30年代末，她曾到莫斯科音乐舞蹈学院深造并有幸与乌兰诺娃（G·ULANOVA）等舞蹈大师同台演出。40年代初，回到祖国，运用学得的专业知识，率先将新疆地区，民间自然传衍着的各民族的舞蹈，提高为精致的舞台艺术，在边疆和内地演出颇具影响。尤其是1947年随“新疆青年舞团”赴南京、上海演出，引起轰动。康巴尔汗妩媚中见凝重的舞风更使观者为之倾倒，被誉为“新疆的梅兰芳”。 她不仅是表演艺术家、也是教育家。50年代初曾任西北艺术学院少数民族艺术系主任多年，系统地整理了维吾尔族等新疆各民族的舞蹈教材，言传身教，培养出了几代优秀的新疆舞蹈家。她创作并演出的代表性舞目有：《盘子舞》、《林帕黛特》、《乌夏克》……等，其中《盘子舞》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 在南海之滨播布新舞蹈艺术火种的艺术家中，梁伦最具影响。他出生于1921年，曾就读于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在民族危机时刻奋起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他以自己的艺术专长，先后在西南大后方——昆明，海外——香港、南洋，进行着开拓新舞蹈艺术的艰苦探索。 1946年加盟于同年在香港组建的“中国歌舞剧艺社”，更焕发出旺盛的创作激情。他的主要作品如昆明时期的《芦沟桥问答》、《饥饿的人民》和少数民族舞蹈《阿细跳月》、《撒尼鼓舞》以及《中国人民悲欢曲》、《生产三部曲》、《花轿临门》……等，受到爱国侨胞的普遍欢迎。此外，还整理、编创、演出了缅甸、印尼等国的舞蹈并在海外普及舞蹈教育，在南洋享有很高的声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伦是华南舞蹈运动的带头人，在创作、教育、理论研究及群众舞蹈……等领域里贡献良多。 在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革命根据地的新舞蹈艺术火种也熊熊燃烧，蔓延…… 从本世纪30年代初，苏区根据地和红军中就有了革命歌舞。这类歌舞有着鼓舞士气，宣传群众的革命功利目的，形式生动活泼——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无论是战斗间隙、过雪山、草地的长征路上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殊死搏斗中，都活跃着“宣传队员”的身影。他（她）们既是战士又是演员，著名美国作家斯诺(Adward Snow)，在他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着中国》）中这样夸奖宣传队：“……她们唤醒了正在沉睡的农民意识，她们是真正有才华的……”。 在众多有才华的宣传队员中，李伯钊（1911——1985）、石联星（1914——1984）等被誉为“赤色舞蹈名星”——创作、表演过了许多深受战士和群众喜爱的舞蹈。李伯钊后来成为著名的戏剧家，49年以后曾任中央戏剧学院的领导，发表过一些剧作；石联星成为著名的电影演员。在她们生前，每当回忆起红军时代的舞蹈生涯——尤其是谈起朱德总司令在长征途中表演藏族舞蹈《雅西雅舞》的生动情景时，总是兴奋异常。 综观历代中国史书中有关舞蹈的记载多以太平盛世歌舞升平——宫庭乐舞为主，对于真正创造并拥有舞蹈文化的人民大众，从未做出过科学评述。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郑重地提出了人民大众在文艺发展史（包括舞蹈史）中的根基作用。科学地论证了“文野”、“粗细”、“普及与提高”之间的辩证关系。《讲话》掀开了以“延安新秧歌运动”为标志的中国舞蹈艺术崭新的一页，影响波及大后方的进步歌舞。 所谓“新秧歌”发源于植根于陕北的“踢场子秧歌”，它是民间自娱性的歌舞，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专业文艺家掀起学习秧歌的热潮，并对它进行加工——注入了时代精神。那强劲的节奏型，雄健豪迈的步伐，自由潇洒的甩臂及昂首挺胸的舞姿……深受群众的喜爱——称之为“解放秧歌”，它又回到了群众中——在延安地区广为流传，而且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一直“扭”到上海，“扭”遍全中国。1949年，来自延安的艺术家表演的《秧歌腰鼓》在第2届“世青节”引起轰动并获金奖。延安新秧歌运动引发了中国舞蹈的真正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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