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 口述影像历史 中国摄影出版社 来自专辑口述影像历史 作为“口述影像历史”项目的第二期工程，《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1949—1978）》（三卷本）近期由中国摄影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系列丛书共三卷，结合影像资料，通过60位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一辈摄影师本人的口述整理和采访，将口述、访谈与文献资料互为对照，深入挖掘了历史的真相，展现了中国摄影师的群体形象。摄影师的口述复活了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年代，使历史更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为新中国摄影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影像史料和影像文本。 今天从第一卷中摘编老摄影家伍振超的口述，感受老一辈摄影家的摄影情怀与担当： 口述人：伍振超 采访人：曾伟 普通一兵淬炼成军事摄影记者 记者：您是怎么接触到摄影，走上摄影道路的？ 伍振超：我是半路出家。我原来是当兵的，抗美援朝时在鸭绿江边待了一个多星期，后来因为签署了停战协定，就不需要那么多兵源了，我就回到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在易水河练兵。我那时是一个文盲，扫盲的时候我认得300个字，后来就学汉语拼音，在这个速成识字班学了两个星期后，测验生字的时候，我认得了2000多个字，这就算是摘掉了文盲帽子。后来我就到海南，当时榆林成立了一个营建大队，把我调到营建大队当分队长，又把我调到了政工组做政治工作。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了，就是写写表扬稿，写写诗，表扬民工，就是这样慢慢地提高。最后营建大队盖完了房子，我就回到了部队。我们连队的俱乐部的活动开展得比较好，我就把连队打石头的一些英雄事迹编成快板诗，再画成连环画让大家看，后来我的快板诗获得了广州军区的二等奖。 我在连队俱乐部起到了骨干作用，我画的连环画，写的快板诗，以及其他作品经常在报纸上刊登。后来榆林要塞成立，需要找一个搞摄影的记者，因为那个地方是中央领导经常来的，要挑出身好的，还要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人，上面到我们的连队考察，指导员、连长就推荐我去做这个工作，我就被调到了榆林要塞政治部文化科担任摄影员。   记者：谈谈您的摄影工作经历吧。 伍振超：摄影之路就是这样慢慢地走上了。当时连队很穷，说是有一个编制，给了一台很旧的照相机，叫“禄莱可得”（音），是德国进口的，交给我的时候我又不懂，没学过，照相机我都没见过。但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事情，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没办法，就跑到三亚市图书馆找了半天，最后才找到一本《摄影入门》，我如获至宝把它借回来了，一页一页地读，一篇一篇地看，最后找到这个禄莱可得是怎么个用法，什么功能，对照这个照相机把功能搞明白了。 那时候部队很穷，没有胶卷，也没地方买胶卷，就跑到照相馆去请他们让给我一个。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去拍照片，拍完了回来拿到照相馆，请人家帮我冲出来，一看是黑的。后来打开照相机对着光一看，有针眼，照相机漏光了。最后没办法，跑到电工那里要了一个电工胶布把它粘死。粘完了以后，我到照相馆又要了一个胶卷，第二次再到外面去拍。实习的时候部队搞活动，抗旱，我就拿着照相机拍一些抗旱活动的照片。那时候还没有掌握光圈、速度的使用，就曝光过度了，照相馆的王师傅说你这个曝光过度了，印相片很困难。我还是坚持印了几张，勉勉强强可以看得出来。    记者：您说自己是半路出家，您在部队是怎样抓住一切时机来练就摄影技术的？ 伍振超：开始有门了以后，实际还是没有经验，后来遇到搞摄影的，像《解放军画报》的、新华社的记者来的时候，我就陪同他们，向他们学。那时候认识了《解放军画报》的名记者孟昭瑞，我陪同他一起去外面采访。后来我说买不到胶卷，他送了我一个彩色胶卷和一个“伊尔福”的黑白胶卷，那个时候是很宝贵的。后来新华社的副主任陈正青到了榆林港，我又陪着他到海岛转了一圈，慢慢地就开始入门了。后来老靠照相馆去洗印也不行，我就自己学着冲胶卷、洗印放大照片。我看照相馆冲相片也是搭一块大红布在窗户那里，把底片和相纸准备好了以后，打开红布挂一下，赶快拿着就放在这儿洗相片了。后来我把一个不大的洗澡池改了，把玻璃窗堵起来以后，就是红布了，后来开始在晚上，拿着大被子铺盖在桌子上，躲在这个桌子底下冲胶卷，冲完胶卷的时候就定影，定影以后一看，有显影。这样我就开始自己试洗相片，自己冲胶卷，后来觉得掌握了一定的基础了。 见到自己记者拍的照片上报了，部队震动很大，对我的鼓励也很大，从那时候我就走上了摄影的道路。孟昭瑞给我一个反转片，是柯达的，我当宝贝，用这个拍我们侦察队渡海训练。120彩色胶卷是拍12张的，我就把它前面粘上一块胶布，让它能拍13张。 后来拿到《解放军画报》去冲的时候，画报管冲印的师傅就说：“老伍这人真了不起，能拍13张，曝光都很准确。”后来《人民画报》到《解放军画报》去挑封面，就把我拍的第13张，连队在海里训练的片子挑上了，做了封面，题目是《到大海里面去锻炼》。  记者：您觉得自己得意的或者自己喜欢的代表作有哪些？ 伍振超：我也没拍很多代表作，有一张拍的是访贫问苦，拍了一位鹿回头的黎族老大妈控诉旧社会的照片，那张照片应该还是很成功，在解放军影展的时候获得优秀作品奖，相当于现在的一等奖。后来这个照片《解放军画报》用了，《民族画报》还用大幅刊登了，还有其他的报纸都宣传了。还有一张是“江河湖海任我行”系列其中的一张，叫《海里蛟龙》，后来标题改作《南海蛟龙》，拍摄的是我们广州军区两栖侦察队的一个共青团员。我在采访他的时候，跟着他到海里面去训练，那个时候我在海里游，也能够负重12公斤游500米。初次下海的时候，因为经验不足，被太阳晒出了好多的水泡，到医院一看说这是三度烧伤，说必须要等伤好了以后才能够再下海。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到两栖侦察队去的时候，侦察队员就说，伍振超不要怕，再晒，晒到皮肤发红，发黑，回来的时候，就没事了。后来我又跟他们一起在海里面摸爬滚打，在九勇士渡琼州海峡的时候，负重12公斤，全副武装渡海峡30多公里，从海南岛到琼州海峡渡过去，我一路跟着他们拍了不少照片。跟随两栖侦察队渡海训练，最后在登陆琼州海峡扫清障碍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主人公叫王国全，模范共青团员，那张照片我认为是我的代表作之一。著名画家黄铁山看了那张照片以后，说这张照片到现在来看，也还是一幅好作品。  记者：您还有不少军事题材的代表作，真实记录了当时海南岛尤其是西沙的场景，包括在西沙自卫反击作战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 伍振超：西沙打仗的时候，我拍摄了在自卫反击作战中荣立一等功的民兵班长、共产党员吴先锋。吴先锋个子不高，大概在1.5米左右，要想把他表现好，就必须要找好角度，更能够把英雄气概展现好一些。那时候在西沙采访，我跟着他一个星期，每天出去执勤，我都在观察。一天中午，吴先锋身背钢枪，手持螺号，十分英雄气概地站在海滨瞭望，警惕地注视着海面。当我请他介绍西沙民兵和敌人进行斗争的情景时，他的头微微一仰，用手一指前方，侧着脸对我说：“敌人就是从那边来的！”这时他的表情、眼神和姿态，充满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和蔑视，充满了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他那身着红装的身躯，同蔚蓝色的海天相映，更显出他的英雄气概。我立即用特写形式，拍下了那幅题为《西沙民兵》的照片。蔚蓝一色的海天映衬他那象征着青春红似火的红装，在色彩上形成了强烈的冷暖色调的对比，使英雄人物的形象分外突出，同时用反光板映出眼神光，着意刻画了他充满英雄气概的精神面貌。 记者：你还记得当年用的照相机吗？最早用什么样的器材？ 伍振超：那时候我就是用的“禄莱可得”，把漏光补好以后就用那个拍照片。后来又配了一部相机，叫“禄莱福莱”。之后调新华社的时候都是西德的照相机，再后来还搞了一部我们国家自己出产的东风照相机，那是仿照哈苏的。 浩瀚西沙成就众多不朽佳作  记者：为摄影艺术创作您先后遭遇五次车祸和一次船险，骨折14根。您为了进行摄影艺术创作，可以说是摄影界的“拼命三郎”。 伍振超：为歌颂自卫反击作战的西沙英雄军民，我深入西沙群岛第一线长达三个多月，克服了晕船呕吐、热带过敏，战胜了酷暑等许多困难。比如我拍《五星红旗飘扬在西沙群岛》那张照片时，当时我有所考虑，战士在守护西沙，怎么样表现这个主题，表现五星红旗飘扬在西沙群岛。我在几个岛屿间比较了一下，选择去和五岛。部队官兵就建议不要到和五岛去，因为要经过200米深沟，那个地方海军战士都呕吐。部队首长说，你身体不好，负伤还没痊愈，建议你不要去。我说为了表现西沙，为了拍摄《五星红旗飘扬在西沙群岛》，那个地方有代表性，那里有一个哨所，塔比较高，岛上还有几种鸟，很能代表海岛的特点，必须去，再艰苦也要去。 后来还是决定去了。当时我呕吐得特别厉害，黄胆水都要呕吐出来了。海军同志都说我们过去都要呕吐，何况你？但还是渡过了难关，到了那个岛上。到了岛上，拍那张照片的时候，虽然是有些摆拍，但必须要那么搞，不那么搞表现不出来，因为红旗挂着没有风飘不起来，就不好看，下面没有人巡逻的话，光拍那个塔，再一个红旗飘，没有人也不好看。我去了告诉巡逻的民兵，你们就耐心等待，现在没风，我不能拍这个照片，拍出来没有风，红旗悬着就不好看。后来等到上午11点半的时候，开始有一朵一朵的云飘过来了，也刮起风来了，我就告诉那些民兵，现在你们开始巡逻了，往前走，现在有风了，红旗飘起来了。他们往前走的时候，我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拍成功了。 拍完了以后，这张照片在新华社冲洗出来的时候他们说在剪裁方面有些为难，照片光要下面的人吧，不要红旗，这不行；光要红旗吧，不要下面巡逻的民兵也不好看。我说构图已经基本上完整了，这个民兵全要，红旗也全要，你把完整的照片搞下来就完了，不要光突出民兵，或光突出红旗，按这样剪裁就可以了。最后是按我的意思剪裁的。   带伤牵头西沙拍摄 西沙影展振国威扬军威 记者：面对不同人群和地域是如何通过影像来展现的？ 伍振超：拍西沙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在海上拍要通过惊涛骇浪，还要坐船到各个岛去，对我的影响比较大。陪《人民日报》的记者吕相友到东瑁洲岛上去采访，回来的时候风暴把我们的船刮得很颠，我从船舱上掉到船舱底下，几米高，摔断了三条肋骨，住了很长时间医院。 伤还没好，就听到西沙要打仗了。我就跟司令员提出申请，要到第一线去。当时司令员没答应，说你伤还没好，不能去。又过了几天，西沙打仗已经开始宣传了，把空军的、海军的同志都请来了，还成立了一个西沙摄影组。分下来20个彩色胶卷，我把这彩色胶卷给了空军7个，海军7个，我自己留了6个。 后来我就带伤到了西沙，先后在这儿三个多月，最后才把陆军、海军、空军在这里的英雄事迹，和他们在这里进行西沙建设的事迹都拍成了照片，拍了100多幅。后来新华社把胶卷冲洗出来，才决定要搞展览，认为还有些地方拍得不够，还要再一次补拍。海军就派了一架专机送我回西沙补拍。那时候赵紫阳是广东省的省委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专机到广州的时候，他到机场去迎接我，后来广州军区为我记一等战功。第二次回到西沙的时候重点多拍了一些海军的，最后全部交到北京，他们看完了以后就挑照片。新华社选了95幅照片，其中我拍的选得比较多一些。那个时候到西沙去的还有我们在榆林要塞部队的一些同志，后来这些同志也都立了功。 记者：在西沙您拍摄了哪些经典作品？ 伍振超：我精心采拍了100多幅摄影作品。其中有《西沙民兵》《西沙群岛鸟瞰》《螺号声声震南海》《团结战斗》《冲锋在前》《畅通无阻》《保卫领空》《祖国南海无限好》《战地炊事班》《五星红旗飘扬在西沙群岛》等37幅摄影作品在全国举办的“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中展出。 其中，《五星红旗飘扬在西沙群岛》《西沙民兵》等20幅摄影作品在联合国总部展出。西沙影展作品紧密配合了我国的外交斗争，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做出了突出贡献。周恩来总理邀请我出席了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人民日报》1974年10月26日以《美丽西沙的赞歌 英雄儿女的画谱》 为题，用6000多字的评论文章评了“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   记者：作为一位影像记录者，您觉得影像记录者身上所具备的素质，哪一些是比较重要的？ 伍振超：首先要把自己的基础练习好，要能熟练应对各种不同的场景。那个时候我没有曝光表，拍摄全凭实践经验，一天24个小时，什么时候拍、多大光圈、多少速度要把它拍得曝光准确，我都是下了功夫的，是做过记录的。再一个就是洞察力，就看这个事情的发展，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事情如何。再一个就是抓拍，这很重要。我带学员去湖南湘西凤凰采风，我说：“你们看前面的这个村庄，还有它围着小田，都是用石头块立起来的，曲线很美。有人路过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就抓拍，可以拍出好片子。” 总之，摄影要具备表现力，摄影人头脑要有洞察力，看问题要敏锐，比如中央现在是什么精神，全国在做什么，你必须要掌握好。在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哪些突出、哪些典型，必须把它及时抓在手，反映到媒体，然后再做广泛宣传，这个是很重要的。 记者：对中国影像事业的发展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期待？ 伍振超：现在的照相器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了，现在的照相机可以自动曝光，还可以连拍，那个时候我们拍一张照片，胶卷也不多，就不能随便拍，是吧？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科学要进步了，条件更好了，应该比我们那个时候拍出更多、更好的照片，创作出大家更满意的作品。  伍振超，生于1930年，瑶族。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摄影师。曾任新华社团职军事记者，中国国产彩色胶片试验小组组长，湖南省摄影家协会原秘书长，中国摄影函授学院湖南分院原院长。 创作10000多幅摄影艺术作品。有2000多幅作品被国内外报刊发表和影展选用，200多幅摄影作品入选省级以上影展。其中《重任在肩》等8幅摄影作品在1974年11月被《人民日报》用两个整版彩页发表。《南海蛟龙》《继承铁人精神的好队长》《战地炊事班》等10幅摄影作品在《中国摄影》选登。曾被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一等军功章。 2019年1月14日，伍振超在长沙逝世，享年 89岁。 内容节选自 口述影像历史——与共和国同行1949—1978 （第一卷）  执行主编：高 扬 开本：16 开 版次：2020 年3 月第1 版 定价：128.00 元 本书为第一卷，收录了姜维朴、张崇岫、孔繁根、何如、乌勒、铁矛、思勤、昌鸿恩、赵黄岗、尹福康、张其军、李荣卿、李仲魁、韩三当、左家忠、孙桂琴、杨长福、任用昭、张甸、伍振超等20位老摄影家的口述和摄影作品。 中国摄影出版社｜分享影像、阅读与生活 微信ID：cpphphoto 电话：010-65220965 原标题：《伍振超：西沙见证的摄影人生》 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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