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史阳琨 假杂志 或许每个疫情期间驻在武汉的摄影记者，都拍下了一些令人难忘的画面。来自上海Sixth Tone的摄影记者史阳琨在武汉解封（2020年4月8日）前一周到达武汉，在解封前后拍下了数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与其疫情爆发初期我们看到的那些使人揪心、悲伤的画面不同，史阳琨的照片足以给人慰藉与信心，甚至毫不夸张的说，在他的照片中，我能直观的感受到摄影本体最初作为记录方式所表现出的强大的能量。 距离解封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全国各地也都陆续恢复成疫情前的样子。近日，我向史阳琨就他的这段采访经历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邀请他写了一篇简短、却又令他难忘的文字。那么，我们一同来看看，这位年轻的摄影记者对于武汉的回音。 武汉解封日记： 来自一个游离中的摄影记者 撰文：史阳琨 编辑：周光源  写这篇手记的时候，我是心虚的，因为一来我在武汉只待了三周不到，我的同事们已经在那坚守了近三个月了，与他们比我更像一个旅客。二来我主要是给文字记者做好配图工作，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采访经历，因为拍了几张业内传播的照片，才给了我在这抛砖引玉的胆量。 我和同事是4月1日中午抵达的汉口火车站，当时距离武汉解封还有7天，我们从火车站到酒店，一路上的行人零零星星，街边很少有店铺是开门的。    疫情爆发后，我最早的几位同事是封城之前就进入武汉的，之后也有同事是跟随医疗队进去的，在那里已坚守了近三个月。我二月、三月都在上海做疫情相关的新闻，一直到三月底，接到领导的任务，说我们要派记者去武汉做系列报道，才有机会进到武汉。  走之前单位给我们每个人发了防护物资，包括口罩、手套、护目镜、酒精棉、防护服等等，我拎了两个行李箱，除了摄影器材和衣服，防护物资就占了箱子的一半，到武汉的第一天，前线的大本营又分给了我们很多物资，第二天我们就投入工作了。 “跳东湖”的由来 我的主要工作是对文字稿件进行视觉上的配合，然后作为司机好好开车。两位文字记者的工作则要辛苦很多，她们要联系线索，争取权限，进行采访，信息核实等等，包括对各方因素的权衡，压力蛮大的。武汉又很大，我们住在光谷附近，每天两岸到处跑，路上经常都是四五十分钟的车程，加上饭店不准堂食，我们有时就买点快餐在车上吃饭发稿。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周，我因为没有拍出什么好照片，被后方的编辑下了“通牒”，要在“解封日”拍出几张照片，作为我们系列报道的海报用。我心想同事的报道辛辛苦苦写出来了，要是因为我拍的照片不好，不能吸引人去看，那我是坑了队友呀，所以要拼一拼。 解封那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先是拍了零点的高速路口解除离汉通道，之后去拍了第一班驶离汉口火车站的列车，再去吉庆街附近拍摄“过早”，而后到婚姻登记处拍到一路打架来离婚的夫妻。赶在中午之前，出了第一批的“解封”照片，收到的反馈还不错。     但我心里就觉得还缺那么一张，能真正代表这个城市解封的感觉，下午就一个人开车又出去逛，到了东湖的武大的凌波门附近，看到有人游泳，就停车去拍到了“跳东湖”。但也因为拍这张照片，回过头去，车上多了一张违章停车的单子（到现在还没处理的罚单）。  “进红区”的相机  我只进了一次红区，穿防护服的时候我因为个子大，防护服的袖子短，我一伸手，橡胶手套与防护服的袖口处就会脱开，露出手腕上的皮肤。后来医生找来医用胶带，把手套与袖口紧紧地缠在一起，勒到我手腕疼，又让我在外面戴了第二层的手套，才算过关。  进到红区后，我的状态一直比较亢奋，跟着医生后面挨个病房查房。一直到我遇到一个女病人，我才有了些许紧张的感觉。她坐在病床中间，用膝盖抵住自己的胸口，头顺势往下耷拉着，手里拿着一包抽纸，脸色黯淡，想要小心翼翼地对着纸巾咳嗽，但她却丧失了掩饰的力气。她咳得让我觉得那病床中间有个洞，随时能把她干瘪的身躯吸进去一般。 走近说话，得知她今年61岁了，丈夫之前也是确诊，但已经康复回家了。最困难的时候是2月中旬，自己成为危重病人，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丈夫也住在同个病房，一边接受治疗，一边照顾自己。有次在半夜，她意识不清醒中自己拿掉了呼吸面罩，多亏隔壁床的丈夫被自己挣扎的声音惊醒，喊来医生，算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后来我回到上海后再联系，得知她现在已经转到了定点康复医院，进行14天的医学观察，之后就能回家了。 出红区的时候经过了三个房间，按照要求逐步脱掉防护设备，比如摘护目镜的时候要闭眼，脱防护服的时候要往外裹着脱，穿插在其中的每一步是手部消毒等等。麻烦的是相机，虽然给它包了一层保鲜膜，但是前端的镜头是裸露的，镜片上可能是附着病毒的。医生也不放心，她让我拿着相机，反反复复用酒精棉片帮我擦拭相机后，才放我出门。 “游离中”的记者  4月2日早上，我和同事到青龙巷附近采访，我看到一家杂货铺的门前摆了一个小摊子，上面摞了一些祭祀用的纸钱在卖。因为清明临近，我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并问了两句店铺的阿姨生意如何，便匆匆往前走了。 过了十分钟左右，我在巷子里拍空镜，同事追上来给我说，刚才你拍的那家杂货店的阿姨哭了，说是政府今年清明节禁止了外出扫墓活动，她可能怕自己私下里售卖这些违反规定，看我去拍照，还以为是不给她卖。我羞愧难当，折回去给她解释我拍这个对她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也不知道她最后有没有宽心。 记者是一个有些许吊诡的职业，很多时候，它帮助你去对抗生活中的虚无，比如当你面对他者实实在在的生命经验时，你会觉得自己的焦虑不值一提。可有时候，反过来当你真实介入到他人生活中时，记者又成了去直面焦虑的人。   我身边有很多优秀的记者，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么合格的记者，我可能做着一件相对肤浅的事情：拍到好看的照片，吸引人来看，仅此而已。我在武汉的时候也做了个人的创作，但作品本身也没有那么重要，等时机成熟，我也想拿出来一起分享。 这两年经常会被问到很多次关于身份的问题，多媒体记者？摄影师？艺术家？我想过这个问题，答案或许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自己在某个时刻，要不要对心里的某个声音，进行某种方式的回应，而它是一直游离的、没有标准的。            关于摄影师 史阳琨，1991年生于河南，2016年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并获摄影硕士学位，目前作为一名多媒体记者和摄影艺术家工作和生活在上海。他曾获得过马格南摄影基金，TOP20 中国当代摄影新锐，PHMuseum Grant，LensCulture艺术摄影大赛提名等奖项。作品曾展出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浙江省美术馆，Dunedin Fine Art Center等展馆， 并获得过包括TIME，Artsy，一条，《中国摄影》等媒体的关注。  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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